一二·九运动与华南理工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

　　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三年级读书的张力田（1913年8月-9年11月，山东省德平县人），是那数以万计冒着刺骨寒风，手挽手大踏步前进在古都大街上的热血青年中的一个。

一二·九运动亲历者张力田教授（左）生前和“一二·一”运动亲历者郑璟老师（右）

为青年学生讲述亲身经历

　　张力田1947年去美国留学，1952年毕业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毕业后任美国联合淀粉公司高级研究员，取得突出科研成果，被选入美国科学家名人录。但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青年时代播下的爱国主义种子，终会在合适的土壤里茁壮成长。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移民局要求在美留学的中国人加入美国籍。张力田深以为耻，决定放弃美国的一切返回祖国。1958年辗转回国后，张力田1964年来华南工学院任教，亲自组建了中国淀粉工业协会，并于1972年创建了我国高校第一个碳水化合物研究室。他是文化大革命前二级教授，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位碳水化合物硕士与博士生导师。

　　多年以后，往事的一些细节已经模糊，但是，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和反动军警的警棍、水龙、大刀搏斗的悲壮场面，却永生难忘。张力田教授告诉校报记者，他的一个同学就在那天被军警挥刀砍伤了手臂。

一二·九运动中游行的学生队伍

　　12月9日之后，北平学生又相继举行多次游行示威。12月16日，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惨遭军警血腥镇压。

　　“有血气的人赶快自动起来抗日！”“救救东北父母兄弟姐妹孩子们吧！”“反对出卖华北，取消政委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多市民泣不成声，卷入到游行队伍，军警也有被争取参加了游行。一个姓刘的士兵拉着中法大学学生秦思平（1912年—1988年，湖北省长阳县人）的手大声说：“先生，现在谁还在压制抗日，真不是他妈的中国人养的！”

　　“一二·九与‘一二·一六’是一个运动两次做。”秦思平在1937年义无反顾地投奔陕北，1952年华南工学院组建后，他曾担任华南工农学院党支部书记（包括华工和华农的党员），华南工学院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副院长，1965年调入外交学院任党委副书记（院长由陈毅元帅、副总理兼外长担任）。据校史研究所所长陈国坚介绍，在华南理工期间，他曾多次举办讲座，介绍运动发生的始末。

　　在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学联成立了南下扩大宣传团。誉文德（1913年10月-1994年7月，广西贵县人）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作为一个活跃于各院校之间的交通员，他参加了钱伟长担任副队长的“清华大学自行车南下宣传队”，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沿途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主张，但到南京后不久就被特务武装押运回北平。南下队员成立了“车社”，经地下党组织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左图为誉文德教授在清华读书时照片，右图合影为誉文德教授（左二）上世纪80年代在香港大学

　　誉文德1942年赴美留学，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53年担任华南工学院第一届工会副主席，并相继担任应用化学系系主任、教务长。其长女誉婉星告诉记者，除钱伟长外，誉文德在清华的同学还有蒋南翔（曾任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地下党成员姚依林（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他们时有来往。上世纪90年代初，钱伟长夫妇曾来华南理工大学家中看望誉文德。老友相见，忆往昔峥嵘岁月，依然不胜唏嘘。

　　作为青年运动积极分子，1987年在接受《华南理工大学报》采访时，誉文德回忆说：“共产党是领导运动的核心和保证。在那时的复杂纷纭的环境里，虽然不能确切地知道谁是共产党员，但大家心里明白有一个坚强的核心存在。”

　　对于这次运动产生的影响，秦思平在1952年撰写的《一二·九的回忆》一文中这样讲道：“自一二·九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逐渐深入到农村、工厂，并为了加强组织的力量，在南下宣传之后，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到七七事变后，青年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更进一步走向和工农兵结合，直接参加了抗日的人民武装的斗争，锻炼出将近十万知识青年的干部。”

华园的一二·九运动

　　的确，一二·九运动的冲击波，不但震撼了古都北平，并且迅速波及国内外，形成了一股抗日救国的风潮，改变了很多年轻人的人生轨迹。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学生首先起来响应。

　　杨康华（1915年—1991年，浙江省会稽县人）当时是法学院政治系三年级学生，积极响应并带头游行，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东江纵队、两广纵队政治部主任，解放后曾任暨南大学副校长，1985年作为校友返回华园向师生们介绍说：“运动主要是在党的外围组织和何思敬、邓初民等进步教师发动下，举行了抗日救亡大会，接着举行了示威游行……”

1985年，老领导、一二·九老战士朱劭天，校友、青运前辈杨康华来学校作讲座

　　在今天华园所在的地方，到处是介绍北平学生英勇斗争情况的壁报。湖滨路上，人们三五成群、忧心如焚，对反动政府内残外忍的行径无比义愤；在文学院（今5号楼）前的草地上，同学们举行野火会，纵情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抗日口号；在葵棚大礼堂（今2号楼前广场）召开的全校三千人抗日大会上，师生群情激昂，通过了次日在广州扩大抗日示威游行、停课三天和通电全国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决议。

　　作为工学院化学系二年级学生，陈树功回忆说，12月12日上午，全校师生员工三千多人，浩浩荡荡地向广州市区进发，一路上各校队伍衔接上来，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队伍行经沙面租界对岸的六二三路（1925年沙基惨案后更名）时，情绪更加激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保卫祖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沿路市民鼓掌致意，同仇敌忾。下午四时多，游行队伍才徒步返回石牌。

　　中大响应一二·九运动的斗争活动，是“中青”（广州中国青年同盟）、“突进社”等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爱国学生进行的。陈树功当时是“突进社”的一位活跃的社员，度过了那段峥嵘的岁月。和张力田经历相似，陈树功1960年从苏联进修回国后，历任华南工学院教授、副教务长，在这片挥洒青春热情的热土上，长期从事制糖与天然溶液电磁场处理等研究工作。

　　对于这场运动，毛泽东在运动爆发四年后给予了高度评价：“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一二·一”运动波澜再起

　　在这个民族气运沉沦、国家甚至不能安放一张安静书桌的时刻，感受到山河破碎切肤之痛的青年们，他们用行动做出改变，推动着国家内外政策的走向。一二·九运动的爱国热潮不仅在当时影响深远，而且穿越时空，给之后学生参加国家事务提供了一个参照。

　　抗战胜利后，内战阴云密布，国家又一次站在一个十字路口，青年学生再一次走在时代的前列。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一二·一”民主运动，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的标志。

　　已经退休的郑璟老师当时是云南大学附中的在读学生，亲自参与了这场运动。他细心地保留了当年参与运动的油印小报、宣传小册子，更是手写了当年参与这场运动的人和事。提起当年，他情绪激动，眼中隐有泪光。他引用周恩来1945年12月的话说：“五四青年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青年运动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

参加“一二·一”运动的郑璟等人于1945年和1985年在云南大学会泽院西门合影

　　郑璟说，从一二·九学生走上街头流血，到“一二·一”军警直接包围大学投掷手榴弹，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倒退！抗战胜利了，黑暗的阴云却更加浓厚！

　　“一二·一”和李闻惨案震惊了全国，让青年一代对反动政府更加离心离德。1946年，西南联大已经解散，清华大学迁返北平。李伯天报考机械系，抱着“工业救国”梦想步入大学校园。但是，“一二·一”一周年的控诉，1947年12月30日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让青年一代感受到深深地绝望！李伯天的梦破碎了！

6年，老领导李伯天为研究生讲述校史

　　“我进入学校时，并没有革命观念。这个政权太腐败、太无能、太反动，完全让我们找不到出路！是国民党政权把年轻人推到共产党一边的！”

　　李伯天作为地下党，成为了一个职业革命者。1948年，北方已经解放，为了应对苏联沿江分治、割裂中国的图谋，中共决定派遣党员南下，为国家的完全统一准备，李伯天随即转学到国立中山大学。广州解放后，他参与了华南理工的组建，并且在日后担任了学校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在华园这片土地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一辈子。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些亲历者或者成为职业的革命者在一线冲锋陷阵，或者在学有所成后回馈贫弱的父母之邦。无论如何选择，他们初心不改，不计个人得失，视中华复兴为己任，勇敢地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在一二·九运动80周年和“一二·一”运动7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这段青年运动历史，回顾这段并不遥远的过去，就是为了继承先贤的爱国奉献精神，汲取持续前行的力量，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共命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