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报】侯凡凡：看似寻常最奇崛

       

        在医生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她作出了非凡的成就，在“慢性肾脏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治”研究上屡有斩获，其成果被认为是“近年对内科学临床实践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她也因此两度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她以40余年的医者仁心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医患和谐之曲，不仅自己被患者称赞为“贴心人”，还使科室保持着20年“零投诉”的纪录。从养猪女兵，到工农兵学员，再到40岁读博、45岁留学，年过半百后终成院士的她用扎实的努力不断演绎出人生的精彩。如今，面对各种荣誉，她只淡淡地说：“我还是要当好一个医生。”　　
        刚刚过去的2011年，对侯凡凡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从成为全国医患和谐典型人物，到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再到入选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她一度成为媒体的聚焦所在。但在侯凡凡的心里，荣誉的背后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既然当了医生，就得当位好医生”

        从踏上行医之路起，侯凡凡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朴素的理想：“既然当了医生，就得当位好医生。”
        在侯凡凡看来，一个好医生，最重要的是要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有一次，一位对造影剂过敏的病人突然休克，心跳呼吸全停，呕吐物从口中涌出，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会有生命危险。侯凡凡见状立即给病人清理口腔，并俯身为病人做口对口人工呼吸。问起当时的“奋不顾身”，侯凡凡说，自己那会儿根本没多想，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千万不要让他走！”事后，她才发现自己口腔还有病人的呕吐物，跑到厕所大吐特吐。
        “能在门诊解决的问题，就不要让患者住院；能用一种药解决问题，就决不用两种；能用便宜的药就决不用贵的。”这是侯凡凡始终恪守的行医信条。她要求自己，为病人省一分钱的事都要去做，哪怕有时候病人不理解，自己受点委屈也在所不辞。1999年5月的一天，一位已在外院透析一年的患者找到侯凡凡，要求替他修复已经堵塞的血管内瘘以便进行血液透析。侯凡凡没有贸然答应他的要求，而是做了认真检查，结果发现引起患者肾功能减退的病因是能够治疗的，完全可以不用透析。当她把这一诊断结果告诉病人时，病人一脸疑惑，甚至责怪她不负责任。侯凡凡恳切地对病人说：“我可以为你继续透析，但是你想想，我们为什么到手的钱不赚而要你选择药物治疗？因为你不需要透析！”一个月后，这位病人健步走出肾内科，甩掉了透析的包袱，重返工作岗位。　　
        作为肾内科主任，侯凡凡还给科室医务人员拟定了两条铁律：一是得对病人态度好，绝对不允许对病人发脾气；二是决不能为牟利而开“大处方”，不该用的药绝不能用。
        “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对病人发脾气”，对于这一条，科室的年轻医生起初很不理解。侯凡凡开导他们说：“病人有病本身已经很不幸，身体上的痛苦会造成精神上的负担和压力，难免心情不好，尤其是农村来的病人，很多因病致穷，我们要理解他们的难处。”她还告诫年轻医生：要学会站在病人的角度与他们沟通，学会用通俗的语言向病人解释复杂的病情，理解患者的焦虑，体贴他们的困难。真诚待患，这在肾内科已成惯例。从1989年至今，南方医院肾内科20多年来没有一起医疗纠纷，保持着20年“零投诉”的纪录。
        由于对治疗用药的控制严格，以及对“大处方”现象的定期自查，侯凡凡领导的肾内科，抗生素使用率是最低的，在6年卫生部医院管理年活动检查中，还被评为“患者满意度最高，抗生素使用控制最严格，医保付费患者自费率最低”的科室。
        对于一些经济困难的患者，侯凡凡不仅带领科室人员给其捐钱捐物，还注意和情绪低落的病人促膝谈心。汕头地区一个贫困家庭父子两人同时患肾病综合征，家庭濒临崩溃。侯凡凡及时为两人作出诊断，并用最经济的治疗方法使他们的病情获得缓解。她还带领科室医务人员通过捐助承担了父子两人的治疗费用，并为孩子提供了上学费用。
        “好医生也是需要修炼的，得有一个过程。”早些年，侯凡凡常常也会为一些门诊患者的“纠缠”而苦恼，比如，半天的门诊往往要诊治二三十位病人，时间非常紧促，而有的病人有很多问题想咨询，最多的一张纸条上写了20多个问题。如果不一一回答，病人会非常失望或不满，但如果都作回答，肯定会影响其他病人就诊。怎么办？侯凡凡想出了一招：把病人最关心的事情、提的次数最多的问题写成答案，打印出来后发给病人阅读。这样一来，既解答了病人的疑惑，又节省了时间。
        她要看的病人实在太多，不仅南方各省份的患者络绎不绝，一些港澳台地区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患者也慕名而来。侯凡凡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她在门诊经常要连续工作12小时。她说：“病人奔波劳累找我看病，我没有理由让他们失望！”对于一些在门诊服药、有一定风险的病人，侯凡凡的团队会给他们开通“绿色通道”，定期预约为他们随访，根据他们的疾病进展和治疗反应给予个体化指导。
        “侯医生真是我们的贴心人呐！”侯凡凡的医者仁心换来的是患者由衷的称赞。
        “为了诺奖去做科研是危险的，为了发文章去做临床研究就更加危险”
        “当医生很辛苦，也很有成就感，尤其是救人一命的时候。”这种成就感让侯凡凡始终坚持在临床一线，也是她从事临床科研的动力。
        十多年前的一次门诊让侯凡凡至今记忆深刻。当时，一对夫妇来到侯凡凡的诊室，丈夫患上了慢性肾功能衰竭，只有接受透析治疗才能延续生命。当侯凡凡告诉他们，透析每年需要6万~7万块钱时，夫妇俩顿时抱头痛哭，扑通一下双双跪在她的面前。“求求您能不能给我想别的办法！我要是透析,一个家就塌了,只要帮我拖3年时间，等我女儿考上大学,我死了都行!” 看到患者痛苦无助的眼神，侯凡凡很是心痛，“那天，我难过得吃不下饭。我不停地追问自己，能为那些绝望的晚期肾病患者做点什么？”
        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治疗是一个世界难题，我国目前近90%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得不到透析治疗，只能在绝望中等待生命的完结。侯凡凡决意通过临床研究去攻克这一难题。
        通过临床实践和资料收集，侯凡凡注意到，肾素—血管紧张素抑制剂类药物已被证实对早、中期慢性肾脏病患者具有肾脏保护作用，但传统观念认为，对于血清肌酐水平大于3 mg/dl的晚期患者，这类药物是禁用的。这个禁区能不能闯？能不能用药物延缓晚期慢性肾脏病病情的发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侯凡凡带领团队展开了耗时5年多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结果发现，如果应用得法，这类药物可使晚期慢性肾脏病发展至肾功能衰竭的风险降低43%，使患者进入透析的时间延缓3~5年。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世界最著名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立刻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这是中国内地肾脏病学者独立完成的临床研究首次在该杂志发表!国外专家评价这项研究结果“改变了当前慢性肾脏病治疗的传统理念”。7年，美国内科学年报在总结“内科学进展”时，称这项研究是“近年对内科学临床实践最重要的研究”之一。
        此后，侯凡凡继续在“慢性肾脏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治”方面开展了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屡有斩获。慢性肾脏病最终后果是发展至终末期肾衰竭，被认为是危害人类健康并耗费大量卫生资源的“全球公共健康问题”。为了把防治关口提前，及早进行干预，侯凡凡带领她的团队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研究，发现了蛋白质氧化产物等促进慢性肾脏病进展的新致病分子，为防治慢性肾脏病进展提供了新靶标。他们还通过循证医学研究，证实抗蛋白尿治疗能改善慢性肾脏病的预后。他们还为防治慢性肾脏病人群心血管病变和其他透析相关的致死、致残性并发症提供了新策略。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改善了慢性肾脏病患者的预后，减少了终末期肾衰竭的发生率，也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医疗资源，并且推动了我国临床医学研究的进步。侯凡凡也因此两度成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得主。
        在国际上，她的声誉也与日俱增。自1年以来，她19次受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作专题报告。
        当被问及，科研的动力来自哪里？侯凡凡不假思索地回答：“做科研的目的是为了病人！是为了解决临床的问题！丁肇中说过，为了诺奖去做科研是危险的，我再加一句，为了发表论文去做临床研究就更加危险，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病人，研究的内容关乎病人生命，研究的结果将用于病人，这样的责任决定我们不能有丝毫私心杂念。”
        “科学路上每前进一步，真要花费十年光景”　
        作为广东省近10年来唯一的一位女院士，侯凡凡所取得的成绩让人叹服，她的人生经历更是让人感慨。
        1968年，女兵侯凡凡自告奋勇去炊事班养猪，1969年提前提干；1970年，进入第一军医大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1979年考入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专科深造培训；1989年在南方医院被评为副主任医师，高级职称；1999年，从哈佛留学回国，当了学科主任；9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说起自己从工农兵学员到院士的蜕变，侯凡凡有点宿命地说：“掐指一算，真是巧合，每过十年才能更上一层楼。科学路上每前进一步，真要花费十年光景。”
        侯凡凡十年一跃的生命轨迹，有两个重要的人生拐点。
        第一次，是她40岁读博。
        1990年，已过不惑之年的侯凡凡考取中山医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因为没有正规本科学历，她还要补修几乎全部硕士课程。侯凡凡一咬牙从家里搬了出来,住进了学生宿舍。10岁的儿子只好托付年近古稀的母亲照顾。3年中,侯凡凡居然“拼”过了20多岁的小青年们。同学中流传着她的4个“最”：年龄最大,职称最高,学历最低,但成绩最好。她的题为《Tamm-horsfall蛋白在肾小管间质肾炎免疫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的博士论文，用实验结果平息了国际上一项学术争论，证实间质性肾炎是一类由单核、巨噬细胞介导的免疫性炎症反应，并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侯凡凡因此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和主任医师。
        然而，在求索的道路上，侯凡凡永不满足。在45岁的时候，她选择了远渡重洋留学哈佛大学医学院。这是她人生的又一重要拐点。
        侯凡凡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争分夺秒地学习，除了做实验、参加学术交流外，就是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一年的留学期很快结束，偶然间，侯凡凡发现国际肾脏病学会(ISN)的一个资助基金,“如果得到那个基金资助，我能再在哈佛学习2年，做出更漂亮的研究成果。”她立即发出了申请，很快就得到了国际肾脏病学会的回复——各项条件都很优秀,可惜年龄比要求大了一岁。侯凡凡急了，拿起电话给国际肾脏病学会秘书长打了越洋长途:“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大年龄才申请这个基金吗?”在一股脑儿讲了自己作为“老三届”的经历后，她说，“我没有机会在正常的年龄段接受教育,但这并不妨碍我以自学的方法达到您的要求。”秘书长疑惑地提问，“从简历上看，你只有3年接受正规英语教育的背景，这会不会妨碍你在美国的交流?”侯凡凡反问了一句：“我正在和你交流，我们交流有困难吗?”电话那头的秘书长笑了。或许是被这个执著、聪慧的中国女人打动了，秘书长最终承诺：“我会尽力帮助你。”
        得到国际肾脏病学会破格的基金资助后，侯凡凡对这次机会倍加珍惜，她几乎起早贪黑地泡在实验室，常常是饿了啃几口面包，渴了喝几口冷水，困了饮一杯咖啡。为了加快研究进程，很多次，她把50毫升的针筒扎向自己的手臂，抽取血液以供实验。通过在哈佛3年半的研究，她对慢性肾脏病致残性骨关节并发症——透析相关性淀粉样变的发病机制提出了新观点，揭示了淀粉样蛋白质在关节部位选择性沉积的机制，提出的“β2微球蛋白原位修饰”学说被载入了6部国外教科书。
        临近回国时，侯凡凡的导师力挽她留下。面对“年薪10万美金,有房有车”的许诺，她有点心动，但最终还是回来了，带着她自费从国外购买的价值4万美元的研究试剂。
        “跟着她，你可能得不到别的好处，可你能真正学到东西!”
        如今，侯凡凡已年过六旬，她的“拼命三郎”精神不减当年。深圳继教几乎成了她生活的场所，毯子就卷放在长沙发的一角。中午累了的时候她就在那打个盹，虽然她家就在5分钟的路程之内。她几乎没有节假日，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她都待在医院。即便外出开会也是很匆忙，早上飞机去，晚上飞机回。
        她手头要忙的事太多了，除了临床、科研工作外，还有纷繁的管理工作和带教学生。
        严格，是侯凡凡给学生们最深的印象。讲起师丛侯凡凡读博的经历，谢迪说，“整个过程都很难。第一关是选题，你的选题不但要有创新性，要能解决中国病人的实际问题，还要经得起推敲。开题报告，至少得过两次，有的甚至是三四次。第二关是做实验设计，各个问题都要论证好，每个实验要具有可重复性。再就是写论文，每个数据都要验证才能通过。有时，一些实验需要反复做才能出结果，当我们有些泄气的时候，老师鼓励我们说：‘做科研99%是失败，坚持下来的只有1%，而成功就在这1%里面。’也是受她的那种精神感染，当遇到挫折时，我就告诉自己：坚持下去！”
        对于导师的严格，郭志坚博士也深有体会：“她太严格、太认真了，决不允许把一个研究拆成几块到处去发。她说，我不能帮你们去院里要求什么，但是我可以在科研上帮你。我们几个同学的论文都在国外权威杂志上发表了。跟着她，你可能得不到别的好处，可你能真正学到东西!”
        侯凡凡对学生的指导既有高屋建瓴的一面，也不乏细节上的亲力亲为。让谢迪记忆尤深的是，“当课题论文写好后，她会字斟句酌地修改，包括有些符号是半角全角她都要改过来。在投稿时，她会认真给我们编辑稿件，包括文章怎么排版这些细节她都不放过，并指导我们选择合适的期刊和杂志。”
        侯凡凡的严格来自于她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务实的科研态度。对待科学研究，侯凡凡容不得半点马虎，更不允许有丝毫造假，她的团队完成的所有研究结果在发表前均要经过至少3位从事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审查，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有些实验需要对大批病人进行多年的跟踪随访。为及时获得信息并保证受试患者安全，侯凡凡和她的团队把家庭电话、手机号、QQ号都公布给患者，以保证24小时回应受试患者的问题和需求。面对时下学术界的某些浮躁风气，侯凡凡坚信，“用5年、10年时间做一项对临床有价值的研究，远远比写20篇只为发表的论文有用得多。”
        侯凡凡讨论科研、学术问题的严肃劲让学生们不免憷她几分。但在生活中，谢迪说，“她很平易近人，就像是侯妈妈，很关心我们，谁生病了，子女上学的问题等她都会过问。”
        然而，就母亲的角色而言，侯凡凡说自己其实心里有愧。
        也许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位工作狂的母亲，侯凡凡的儿子从小就很独立，每天放学后，都是吃食堂饭，还常常给加班的妈妈也打一份。有一次，侯凡凡去食堂，就儿子一个人在那坐着，其他人都吃完饭走了，食堂的师傅已经在收拾桌子了。见侯凡凡走过来，儿子眼泪巴巴地说：“别人的孩子都是爸爸妈妈打饭给他吃，你却让我给你打饭，还这么晚来！”    还有一次，儿子跟她说：“你和我有代沟。你从来不带我出去玩，也不给我讲故事。”一句玩笑话，让侯凡凡听了不免内疚，她欠儿子的的确很多。儿子小时候有一次重病住院，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她却因抢救重症病号未能陪护在儿子床旁。
        侯凡凡其实是有蛮多遗憾的，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跟家人出去旅旅游，也从没有和家人在外面吃过饭。但她一点也不后悔。9年当选为院士后，面对媒体的采访，侯凡凡淡淡地说了一句：“院士只是一个荣誉，我还是要当好一个医生！”（本版照片由侯凡凡本人提供）
 
        ■记者手记
        在深圳继教静候采访，一抬头，只见侯院士笑意盈盈地快步走进来。发髻后挽，淡妆轻描，一身素雅的正装套裙，一副精致的珍珠耳环，处处透着如兰气质的她让我眼前一亮，难怪科里的小年轻在着装打扮上也自叹弗如。优雅地落座后，侯院士顺着我的提问娓娓道来。言谈举止间流露的是对患者的一片真情，是对医生工作的一份挚爱。谈到一个女人要担当的角色，如女儿、妻子、母亲，侯院士坦言：“我做得不好。”不过，她认为自己比较幸运，因为家里人都比较支持她的工作，没有给她过多的要求，连儿子的学习也基本不用她操心。如今，她已“升级”为奶奶，尽管不能含饴弄孙，坐在办公桌前的她每每抬眼看到对面书架上小孙子的可爱照片时，嘴角就会泛起微笑。她说，自己其实有很多爱好，年轻时候，就喜欢文艺、体育活动，会拉手风琴，乒乓球也打得好，得过学校的亚军……如今，这些兴趣爱好都丢了。“如果有两天休息时间，我就会待在家里的阳台上看看小说什么的。不过，这都是奢望。”说到这，侯院士摊一摊手，笑了。在她涟漪般荡漾的笑容里，我看到的是一份淡然，还有一种超凡。
 
       ■对 话
　　医学教育是不能出废品的
　　记  者：从女兵到院士，这中间有许多艰难曲折，是什么支撑您一路走来，并做出如此非凡的成绩？
　　侯凡凡：人生总有难处，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只要你有一种信念，有一种追求，就可以挺过来。
　　我在临床、科研能有一些成绩，没有别的诀窍，全凭勤奋。我喜欢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无论做什么事，只要全力以赴去做，总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因此只要认定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就会尽最大努力把这件事做好。 
　　记  者：听说读您的博士比较难，一般要延期毕业，有这么一说吗？
　　侯凡凡：医学教育是精品教育，有很高的要求，不管是在品德上还是学问上都是如此。医学教育是不能出废品的！工厂出一两个残次品，大不了重做，而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是医生，出了废品就会影响到病人的生命安全，那还得了？
　　我希望学生们既要有追求科学的热情，又要有尊重科学的忠诚，不能弄虚作假。医学研究的结果要求完整、证据可靠、能够重复，也是因为研究结果会直接影响临床诊治的导向，当然需要更长时间去推敲和验证。
　　记  者：作为医生，您既坚持在临床一线，同时也在慢性肾脏病的防治这一领域做了很多卓有成就的研究，对于治病和预防，您怎么看？
　　侯凡凡：我认为两者都很重要，不能互相代替。医学领域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人类对很多疾病的发病机制仍了解甚少，如何预防这些疾病还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探索。医生的职责不仅是治病，也包括通过临床实践提出新的科学问题，并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这不仅有助于不断提高临床诊治水平，也能进一步预防疾病作出贡献。从这个角度讲，医生的工作绝不是亡羊补牢。优秀的临床医生往往同时也是优秀的科学家，即所谓“临床医学科学家”。医学发展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许多医生都是这样的“两栖类”人才。
　　记  者：评为院士，对您来说，有什么改变吗？
　　侯凡凡：当初参评院士时，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评上院士，可以延长工作年限，完成更多的临床研究。从事临床研究周期都比较长，要证实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对某种疾病的治疗有价值通常需要5年的观察研究。按我国规定，女性55岁就到了退休年龄。我希望能在有限的工作年限里多完成几项临床研究。评上院士要说有什么好处的话，就是可以多工作几年，这是我最高兴、最向往的。
 
　　■侯凡凡小传
　　1950年10月出生。广东省肾脏病研究所所长，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9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1年当选全国医患和谐典型人物，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1993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95年6月至1998年1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在临床一线从事医疗工作40多年。率领团队经20余年攻关，为我国肾脏病防治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研究结果拓展了慢性肾脏病的治疗方略，改善了慢性肾脏病的预后，推动了我国临床医学研究的发展。
　　担任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国家级课题。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众多论著。主编出版“危重症肾脏病学”一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部、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两项。曾获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等科技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