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解君：汽车限购决策不应防民如敌

　　此前，深圳市政府主要员曾多次申明不会限购。在今年1月的广东省两会，深圳市市长许勤表态：深圳对私家车不限购不限行，将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高峰拥堵问题。年底，政策突变，毫无征兆。

　　限购政策在各地频繁出台，作为限制公民权利的“红头文件”，是否拥有足够的法律依据？深圳汽车限购的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公共政策制定逻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杨解君指出，与其他城市的限购措施一样，深圳市出台的限购政策也具有时间仓促、秘密和反向的特点。所谓“反向”是指先领导意志，再行政命令，最后为规范性文件的过程。

　　虽然“秘密”的做法可以一定程度避免集中抢购，但却存在反民主和失信于民的严重问题。“限购出台的过程中对民众抱持一种不信任甚至敌对的态度，不仅不让民众参与表达意见，而且使之不知情，将他们视为政令的绊脚石，将民众推到公共决策的对立面。在相互敌视的情境之下，不与民合作却视民为敌的决策思维和过程，很可能导致执行结果的双输局面。”杨解君说。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是对不同利益的调整。在优先次序上，深圳市称出台限购更多是为了缓解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公共利益。杨解君表示，通过竞拍取得指标的做法，必然会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如何对待这一收入及其用途，是检测其利益目标的试金石。同时，对于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表达，也应该给予最起码的参与机会。

　　“汽车限购，对于已拥有机动车或不打算购车的群体和出租车行业来说是有利的，而对于准备买车的群体则不利。不能因公益使当事人作出过度牺牲，也不能只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杨解君说。

　　杨解君还特别指出，深圳的做法违背了行政法上的诚信原则。诚信原则要求政府能够在决策上要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甚至出尔反尔，即使变动要尽可能有过渡期。深圳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三令五申，明确说明不会限购，突然出台限购不仅危害政府公信力，也违反法律上的诚信原则。诚信原则是行政法上的重要原则，无论是已经出台的行政许可法，还是学界呼吁多年的行政程序法，诚信原则都是重要内容之一。

　　另外，限购政策在法律依据上也有缺失。“下位法违背上位法，红头文件修改了法律、法规的规定。”杨解君分析，与其他城市的限购政策一样，深圳限购也存在违反《交通安全法》、《行政许可法》以及《物权法》等上位法之嫌。深圳市政府在通告中称，限购是主要依据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以及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市政府治理交通拥堵和交通污染情况专项工作报告的决议》。

　　规范性文件违反上位法的现象司空见惯，要保证公共决策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信息、参与和责任，而责任机制至为重要。杨解君说，“如果没有使政府对其决策负责的机制，把违宪或违法的决策归入无效或失效，则其他要素的重要性也会大打折扣，如果长期没有一套有效的机制加以纠正，必然助长决策者的傲慢，从而更加无视法律和民意。”

　　在杨解君看来，最可行的办法还是从立法层面杜绝此类行为。“一旦政策出台，按照现在的法规审查力度，恐怕也很难撤销。” 地方人大有权撤销政府不正当的决定或命令，“从法律授权看没问题，但按照实际的惯例，人大不会这么做。法律的规定与实际运作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另一方面，随着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民众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附带提起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据杨解君介绍，上海曾有多人提起相关诉讼，但均没能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