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带来新压力 中青年员掀离职潮

        32岁的玲子（化名）三年前从英国读完硕士后，打算返回中国结婚生子，碰巧家乡的政府机构公开招聘公务员，考虑到工作稳定性与收入合理，她报考后成了一名“海归”基层公务员。

　　尽管过去两年大力反腐使外界羡慕的“铁饭碗”逐渐褪色，但在玲子看来，自己所在的政府机构给予她的见识和阅历，值得她为之付出，倒是去年起机构人事的“风吹草动”让她有点不安。

　　玲子说，先是一个副处级上司辞职“下海”去担任民企的营销业务主管，之后有领导因腐败问题被调查，再后来办公开支、公务用车开始缩减，最近又传出某部门一把手要辞职去私企，而平息了一阵子的减薪传闻又再次袭来。

　　“以前几乎是没有人辞职的，现在几百个人里头有几个走，比例算大了。”

　　玲子认为，她所任职机构在整体待遇上还过得去的，基层公务员年薪约10万元（人民币，下同，2万2311新元），处级干部年薪20万元左右，但是外界看不到公务员的辛苦：“周末加班随喊随到，有假也很难休，去外面吃顿好的还怕被拍，去企业做就少了许多顾忌。”

　　在副处级的上司离职后，玲子所属的机构内部有过一轮人员调动。玲子才发现，有前辈干了10年才做到科长，有领导在处长位子上停留了七八年没动过，晋升前景看似渺茫。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机关事业单位目前约有近4000万在职人员，其中约800万人在乡镇。

　　中央“八项规定”、中纪委反腐等整肃场风气举措出台后，像玲子这样年轻一代的基层公务员发现周遭的政治生态与人事都经受考验，置身体制内，公务员需要接受的舆论监督和“清规戒律”似乎比在私企更多，同时，中国的经济进一步转型和行政体制改革更注重推进市场化与法治化水平，对中青年干部又产生了新的压力。

　　据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理事长莫道明教授观察，中国公务员“出走”并非个别现象，体制内外的综合因素诱发中青年干部离职，甚至有达到30年工龄的老员要求提前退休，但由于离职者不太愿意向外透露辞职的真实原因，所以缺乏这方面的统计数据。

　　《中国青年报》7月底报道，上海今年半年内至少有三名局级干部离职。45岁的上海市外事办副主任陈凯主动辞职，据称是去一家民营互联网金融机构，陈凯曾担任上海多家电脑公司的总工程师、总经理之职。

　　此外，上海浦东新区原区委常委、副区长卫明（43岁）和原副区长丁磊（52岁）也已分别于3月和7月离职。此前有消息称，卫明是赴海外留学深造；丁磊则凭借之前23年在汽车企业担任高管的履历，被一家海外汽车品牌商相中，出任中国业务负责人。

　　公开履历显示，卫明有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硕士、工学博士学历。一名浦东前公务员称，卫明从处级跻身局级干部行列“速度比别人快多了”，“本来大家都觉得他蛮有前途的，离职确实让人有点意外”。

　　不过一名在职、要求匿名的处级干部向本报表示：“现在外面的经济形势对有政府背景的管理人才很具吸引力。互联网时代，他们（离职干部）既有企业的工作经验，又懂得体制内的政策和规则，民企或希望拓展中国业务的外企，都需要政企融通的人才。”

 

改善经济收入或是离职潮主因

 

　　莫道明接受本报访问时认同，就像上世纪90年代一批国企干部“下海”一样，这一波员离职潮和中国社会变革有关，大致源于三个原因，经济收入是一个主要考虑。

　　他说，中国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年轻人更多自我阐述的机会，影响一批有独立想法、年富力强的公务员离开体制，在经济进一步转型时，投身参与市场经济中。

　　其次，“八项规定”和反腐确实影响了公务员的生活。莫道明说：“人是希望自由的，尽管一部分公务员涉及贪腐，但更多人（基层公务员）是担心‘八项规定’对他们的生活和收入产生影响，希望追求更自由的生活。”

　　第三是晋升问题。场出现的买卖现象，说明中国的人才选拔机制出了问题，这个机制在透明度，阶与能力匹配上尚缺乏科学的体系。

　　据多名公务员向本报表示，基层公务员一般需五年才晋升为主任科员（科级），但升到正副处级“就是一道坎”，没有固定时间表，有些地方还要考试答辩选拔，硕士毕业生工作了超过十年，才升为副处长的个案也不罕见；而再从处级往上升厅局级干部，更是“挤独木桥”。

　　一名前公务员引述体制内流传的顺口溜：“年龄是个宝，学历少不了，关系最重要”。意思是说，三四十岁还没有到科级，基本就是原地踏步没戏唱了；如果到了50多岁还是处级而部门里头又有年轻有为的下属，多数是转轨当巡视员，腾出位子给年轻下属。

　　上述人士还称，现有的公务员体制缺乏双向流动，缺少政府机构公开向社会招聘人才，员转轨到非公企业的机制。基本上，公务员出走就等同于“挥别体制”，除非是上升到了一定阶才转轨到国企，否则难有机会“回流”。

　　莫道明也指出，员必须晋升到一定级别，才有机会转到国企，例如，副部级以上干部可以转向中央国企；如果是在地方省市，则是厅局级干部可以流转地方国企，普通员未必有这个机会。

　　若非如此，社会人士想进公务员体系都非常困难，莫道明说，在职员“出走”想再回来，或是私企高管想报效国家投身公务员行列，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他认为，中国人才体制建设相对封闭，行政体系内的专业技术员少，这就造成监管层缺少一线经验的人才。在职的监管人员，在应对各种情况和市场反应时，受限于自身经验与知识结构，要妥善处理问题也可能心有而力不足。

　　再说，合理的人才流动，恰恰是社会活力的要素。莫道明认为，中国应形成合理、双向畅通的人员流动机制，并让场气氛更为宽松。